我已經意識到，左派其實並不原則性地反對犯罪或暴力。 他們只在這些行為傷害到他們自己的議程或盟友時才反對。否則，當這些行為施加在他們的敵人身上時，他們實際上會為此喝彩，或者在無法利用的情況下就忽視它。 例如，當健康保險的首席執行官或查理·柯克被殺時，這是好的。但如果是瑞妮·古德或喬治·弗洛伊德（為了這個論點，我們將假設，正如左派所做的那樣，喬治·弗洛伊德確實是被殺，而不是過量服藥）。而當像伊琳娜·扎魯茨卡被一名黑人男性謀殺時，這根本不算什麼。 對於暴力和犯罪整體來說也是如此。對ICE的暴力是好的。然而，對ICE抗議者的暴力是壞的。而黑人幫派之間的暴力則根本不重要。 此外，從沃爾瑪和其他大型連鎖店偷竊是好的，但從土著人民那裡「偷竊」是壞的。另一方面，索馬里人從納稅人那裡偷竊則根本不應該被討論。 與大多數人不同，左派將暴力和犯罪視為道德中立的工具，其可接受性或重要性完全取決於這些工具被用來對付誰或什麼。 現在，你可能會說，右派的行為也類似！畢竟，ICE特工和凱爾·里滕豪斯的殺戮不是被保守派辯解過嗎？ 但其實，這些案例並不相同。右派並不為這些殺戮辯解，因為這些行為是由保守派對進步派施加的，這是左派對這些情境的看法。 在右派眼中，這些殺戮的正當性並不來自於「誰」，而是來自於「為什麼」，即自衛。 無論涉及的各方是誰，保守派通常都承認自衛的權利。相反，左派可能只會根據使用自衛的人來認可其有效性。 舉個例子，根據左派的說法，ICE特工在抗議中被車撞後開槍自衛並不合理。但不知為何，自衛卻成為了卡梅洛·安東尼的辯護理由，這位黑人青少年在校園體育活動中與一名無武裝學生發生爭執後刺傷了他。 再次強調，對於左派來說，犯罪和暴力的正當性並不來自於「為什麼」，而是來自於「誰」。 那麼，這有什麼重要？為什麼值得討論？ 這很重要，因為正如我們在查理·柯克身上看到的，無論你在其他方面多麼守法或道德，只要你是保守派，這意味著左派將支持任何對你施加的暴力或盜竊。不幸的是，傷害你的正當性來自於你是誰：他們的敵人。 這一現象也解釋了左派對少數群體犯罪的漠不關心，比如索馬里人、跨性別者、非法移民或其他任何受保護的群體。簡單來說，在左派的信仰體系中，如果發生了犯罪，但沒有辦法利用它來獲取政治權力，那麼這是否真的發生過？ ...